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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中的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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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利亚斯·戈茨（Elias Götz），丹麦皇家国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安全研究和俄罗斯外交政策。

来源：Elias Götz, “Status Matter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3, No. 1, pp. 228–247.

导读

本文是对世界政治中有关地位（status）的三本代表性著作的一篇文献评价。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了主导国际关系地位研究的不同理论观点，它们分别是（1）采用了工具理性（rationalist–instrumental）路径，由乔纳森·伦森（Jonathan Renshon）所著的《为地位而战》（Fighting for Status）；（2）借鉴了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由拉尔森（Deborah W. Larson）和舍甫琴科（Alexei Shevchenko）所著的《寻求地位》（Quest for Status）；（3）受到建构主义理论启发，由米歇尔·默里（Michelle Murray）所著的《国际关系中争取承认的斗争》（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本文主要聚焦以下四部分对上述三本著作进行了比较：（1）什么是地位？（2）国家为何寻求地位？（3）国家如何寻求地位？（4）每本书的缺点和局限性。

基于此，作者指出未来地位政治的研究可以聚焦于如下四个方面：（1）利用过程追踪方法对竞争理论进行检验；（2）将国内政治更系统地纳入有关地位寻求的研究中；（3）制定针对具体案例的解释，融合不同角度的见解；（4）研究物质和观念因素的相互作用如何塑造国家的地位诉求。

《为地位而战》：工具理性的视角

（一）什么是地位？

伦森认为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尊卑等级（deference hierarchy）中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这意味着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地位下降时，另一个国家的地位才能上升。同时，伦森也指出地位也可以是所谓的俱乐部产品（club good），即某个群体的成员资格（例如“大国俱乐部”）。尽管如此，他强调位置性（positionality）仍然至关重要，原因在于，群体中每增加一个成员都不可避免地会降低与其相关的价值，即大国越多，成为“大国”的意义就越小。此外，各国也在俱乐部内争夺更高的位置。因此，对于伦森来说，国际地位本质上是一种位置产品（positional good）。

同时，伦森强调，地位并不是从所拥有的权力资源中自动产生的，而是依赖于他人的认可。这意味着地位是一种感性的社会现象，仅在主体间产生。因此，国家通常会寻求特定群体的地位承认，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普遍认可。换句话说，国家在对自己的地位做出自我判断时，不是通过将自己与世界上每个国家进行比较，而是通过评估自己与某些重要国家的相对地位。

（二）国家为何寻求地位？

借鉴社会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伦森指出各国都希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以增强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国家寻求地位是因为地位是在战略互动中协调支配和服从预期的宝贵资源”。

具体而言，地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转化为权力和影响力。第一，较高的国际地位往往意味着某些权利和利益（例如在国际组织中的特权角色），这反过来又为地位高的国家提供了根据自身利益塑造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安排的机会。第二，较高的国际地位可以促使排名较低的国家在行为上服从自己，这意味着排名靠前的国家较少依靠强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这一观点在下文要提到的两种理论视角中也有所体现。

（三）国家如何寻求地位？

伦森的实证分析表明，发起和赢得国际冲突都会带来巨大的地位利益。这与大量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战争的成功是提升国家国际地位的最终途径。他认为，由于对地位的看法需要国际社会达成某种共识，因此只有那些高度公开、具有急剧性或显著性、传递明确无误信息的事件才能改变其他国家对于本国地位的立场。国际冲突恰恰是符合这些特征的事件，因而能够引起其他国家外交官和政治家的关注。此外，发起冲突还能展示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使用武力的意愿。

当然，国家并不总是通过战争来维护自己的国际地位。为了解释这一点，伦森提出了地位不满理论（status dissatisfaction）。他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应得的地位与其他国家赋予它的地位之间存在差距或不匹配，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发起冲突。因此，了解各国如何界定其地位诉求就变得至关重要。对于这一问题，伦森认为国家主要根据其拥有的物质能力（如经济和军事资源）来确定其地位诉求。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能力是其地位诉求的基线。

（四）缺点和局限性

首先，《为地位而战》一书没有说明为什么心怀不满的国家会采取挑起冲突的方式，而不是其他寻求地位的政策（如举办奥运会、建造航空母舰或启动大型太空计划）。换言之，伦森的理论对发起冲突（与其他手段相比）以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相对效用几乎没有论述。

第二，伦森明确反驳了在当今世界，发动战争会降低而不是提高一个国家的地位这一观点，但他没有谈到更大的问题，即大国冲突的物质成本和风险在上个世纪显著增加，这就对该理论的适用条件提出了疑问，特别是该理论能否适用于核时代大国之间的地位动态。

第三，伦森采用外交代表数量的方法来测量国家的地位归属，这一方式也有潜在的问题，例如作为国际组织枢纽的国家，如比利时或瑞士，受到的外交关注和派驻的外交代表过多，而这与地位归属关系并不大。

第四，伦森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问题是物质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他认为，国家的物质能力决定了它们对地位的追求。这意味着，拥有相似物质资源但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会产生相似的地位预期，这显然与经验事实不符。

第五，在伦森的框架中，国家为何以及何时给予他国地位仍不清楚。

《寻求地位》：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一）什么是地位？

拉尔森和舍甫琴科也认为地位既指俱乐部产品，也指位置产品。正如一个群体的地位取决于社会所珍视的特质，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也取决于其在军事实力、经济发展、文化成就、外交技巧和技术创新等珍贵特质方面的排名。同时，他们强调“群体之间的比较不一定是直接竞争性的”。这与强调世界政治中地位动态零和性质的工具理性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国家为何寻求地位？

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拉尔森和舍甫琴科指出不仅是决策者，普通公民也非常关心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至少自现代国家制度建立和民族主义兴起以来，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感情。同时，拉尔森和舍甫琴科也为追求地位的工具性成分留有余地。他们承认，较高的地位会赋予某些权利和有形利益，但他们认为，这些只是附带利益。国家获取较高地位的核心驱动力是人类对自尊的近乎普遍的渴望。即使没有工具性收益，国家（通过代表国家的决策者）也会努力争取地位。地位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三）国家如何寻求地位？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拉尔森和舍甫琴科区分了国家为提高国际地位可采用的三种不同策略：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和社会创新（social creativity）。

社会流动是指地位较低的国家接受现有的地位评估标准，并寻求模仿排名较高的国家，以加入其行列。例如，这可能需要模仿其他相关国家的治理制度和实践。

社会竞争是指地位较低的国家试图在其声称地位优越的领域与地位较高的国家平起平坐，或超越后者。这往往需要地缘政治竞争形式的行为，如军备竞赛、建立专属势力范围和军事干预。

社会创新是指地位较低的国家试图通过发明新的评估标准来获得更高的地位。这意味着，国家确定了一个新的比较维度，在这个维度上，它们相对于地位较高的国家更有优势。

剩下的问题是，国家如何从不同类型的地位追求战略中做出选择。简而言之，拉尔森和舍甫琴科认为，现有地位等级制度的可感知渗透性、稳定性和合法性决定了国家追求地位的方式。

（四）缺点和局限性

首先，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是否能轻易地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本身就存在争议。尤其是，本书所采用的社会认同理论假定各群体拥有大致相同的物质能力。然而，在国际领域，国家拥有的资源数量却大相径庭。权力分配究竟如何影响国家追求地位的活动，这一点仍不清楚。

第二，根据本书的框架，对现有地位等级的渗透性和合法性的认知会影响国家行为，但为什么一些政府官员对国际地位等级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的认知与其他官员不同？如果同时使用国际体系因素、国内政治因素和领导人个人因素来解释这一差异，那么这样的理论至少在社会科学意义上是无法被证伪的。

第三，将社会认同理论应用于国际政治时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对地位需求的重视程度不同。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显著的地位诉求似乎是由历史形成的民族自我认识而非社会心理冲动产生的。

《国际关系中争取承认的斗争》：建构主义的视角

（一）什么是地位？

默里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家自我形象或身份认同会产生对其国际地位的某种期望，因此，她将身份简单定义为“公认的身份”。也就是说，地位既可以是一种俱乐部产品，也可以是一种位置产品（或两者兼而有之），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主流身份叙事。一个国家的地位是“高”还是“低”，只能根据该国的民族自我认同来评估。此外，默里还不厌其烦地强调，大国地位不能简单地从物质能力的分配中解读或推断出来；相反，它是通过与重要他者的社会互动而产生的。

（二）国家为何寻求地位？

默里认为，本体安全考虑是国家地位诉求的动机。本体安全指的是社会行为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形成稳定的自我意识的基本需求。社会行为体需要对“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安全感，然后才能明确他们的物质利益。获得对自身地位的认可是实现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承认”使一个国家对其特定社会身份的价值充满信心，并为其提供所需的本体安全，使其能够形成一套连贯的利益，并根据这些利益在世界上采取行动。因此，国家寻求地位承认是其寻求本体安全的一部分。

（三）国家如何寻求地位？

默里认为，地位是关系性的，其他国家无法被迫承认一国的地位主张。因此，国家很可能在承认性的物质实践中体现其地位主张；也就是说，国家试图通过创造“既成事实”（facts on the ground）来维护其地位。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有抱负的大国将寻求获得某些资产，并效仿构成大国地位的特定行为方式。默里认为，大国话语权、模范军事力量和势力范围三者是承认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

大国话语权指的是大国参与管理国际危机和冲突的特权，更广泛地说，是界定现有国际秩序条款的特权。在此过程中，寻求地位的大国试图影响他人对其世界地位的看法，但首先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大国。

模范军事力量是指获得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战舰、核武器或航空母舰（取决于历史时期）。需要说明的是，默里承认寻求地位也可以采取更为良性的形式，比如举办奥运会或启动太空计划，但她强调，军事实力仍然是“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

建立势力范围指的是大国在一定地理区域内对小国的战略走向，有时甚至是内政进行控制的做法。建立和维持势力范围的承认做法有助于形成大国身份，因为它依赖于不对称的承认。

寻求地位的大国采取上述做法的自信程度取决于其社会不安全感的程度。崛起大国越缺乏社会安全感，其采取这些做法的力度和好战性就越大，以试图证明其地位并迫使守成国承认其地位。

（四）缺点和局限性

本书的不足之处首先在于，对物质因素与非物质因素之间的互动仍未充分展开。一方面，默里着重强调了国际政治中地位的社会性质，以及寻求地位背后的本体安全需求；另一方面，对“崛起国”的关注假定了物质能力在国家地位诉求形成过程中的相关性。例如，虽然在二十世纪初，有着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德国和美国，都因物质能力的提升而产生了类似的地位诉求。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却从未得到真正的解释。因此，默里不自觉地把物质决定因素带进了她对于地位寻求看似社会性的定义之中，给她的理论框架造成了极大的模糊性。

第二，默里的分析完全没有考虑到塑造国家地位诉求的内部意识形态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伦森的理性主义方法类似，她的分析认为地位诉求是物质能力的反映，完全忽视了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

第三，由于默里的主要实证案例是二十世纪之交的两个崛起国，她的理论方法是否具有普遍性就存在问题。

表1 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三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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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政治的未来研究方向

（一）过程追踪法：竞争理论检验

理论检验型的过程追踪法为未来的地位政治研究提供了一种恰当的实证方法。

三部作品对德国积极争取大国地位的根本原因做出了不同的解释，通过更系统地应用这些相互竞争的观点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理论的相对优点及其范围条件。例如工具理性视角认为，决策者寻求提升国家国际地位是为了获得物质或战略利益，例如从其他国家获得尊重或在国际组织中获得特权。因此，可以预期这种论点会出现在决策者公开或私下（更为重要）的政治话语中。

社会心理学视角则认为，决策者寻求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是为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因此，可以预期在决策者的政治话语中会反复提及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如果这种言辞只出现在公开演讲中，那就表明决策者只是利用它来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然而，如果决策者在私下交谈中使用类似的言辞，这将为社会心理动机发挥核心作用这一论点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最后，建构主义视角认为，决策者以反映国家主流身份叙事的方式提出其地位诉求。因此，可以预期公开声明和私下表述之间的差异较小。

（二）纳入国内政治因素

本文讨论的三部著作都没有系统地探讨国内政治因素和进程如何影响国家的地位寻求政策，但原则上至少可以确定三种国内因素与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动态相互作用的方式。

首先，如果地位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那么它们必须通过国内政治进程和行为体来实现。国内政治动态可以作为一个传导带，通过它，一个国家的地位诉求才能够影响决策者的决策。

第二，一些政府可能会通过追求国际地位来培养民族自豪感，从而巩固国内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有意识地在海外开展寻求地位的行动，以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权位。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某些情况下，政权安全的考虑可能会激发寻求地位的行为。

第三，现有的因果关系可能会倒置，即国际地位动态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例如，地位野心长期受阻的国家很可能会采取激进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

（三）构建综合性的解释框架

本文认为在探讨具体案例或问题时，应当将地位政治各种观点中的要素结合起来。

以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为例，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国家自我形象与大国地位密不可分，因此俄罗斯希望作为西方大国的平等伙伴而受到尊重和对待；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会采取竞争性的地位寻求策略来应对所感知到的轻视，在2010年代前半期，俄罗斯经历了一系列外交挫折和羞辱后，叙利亚危机为俄罗斯提供了重申其世界大国地位的机会，俄罗斯可以展示其将力量投射到周边地区以外的能力，并与美国一起组织叙利亚和平进程；工具理性的视角则认为，其中很可能也有战略性的地位寻求动机在起作用，例如通过代表阿萨德政府进行干预，俄罗斯可以加强其作为可靠的安全支持者的地位。

（四）探究地位诉求

探讨国家地位诉求的来源同样十分重要。现有文献往往强调物质因素或意识形态的结构和进程是主要决定因素，这两种路径都不完全令人信服。

一方面，地位诉求与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或自我形象密切相关，而一个国家的自我形象又受到对其历史和特定文化背景的普遍理解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国际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物质条件——尤其是权力的分配——也可能影响地位诉求的形成。本文提出的论点认为，物质因素设定了制约条件，国家在这些制约因素中发展出关于其世界地位的历史和文化叙事，尽管这一观点仍不完善，但与纯粹的物质或意识形态解释相比，它有望更全面地理解国家为何以及何时改变其地位诉求。

词汇积累

Social Identity Theory

社会认同理论

Positional Good

位置产品

Club Good

俱乐部产品

译者：陈扬，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政学人编译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与战略。

校对 | 吴文博

审核 | 李源

排版 | 梁艺蓝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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